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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德国大学就业能力排行榜

浏览次数:79 时间:2019-10-11

  四月尚是仲春时节,携妻到德国游学,从南京飞到法兰克福,再乘火车去哥廷根。四月中旬,德国大学开始春季学期,到七月中旬结束。我来哥廷根大学开一门为期一个月的研究生短期课程(block seminar),实际只上了三周。但每次上课都是六个课时,从早上到下午,或从下午到晚上。这样压缩时间,是为了有空多走走,跟德国同行交流和四处旅行。德国大学的学期有点特别,除了学期的时间设置跟我熟悉的中美不同,且常开设这类短期压缩课程。在我之前,复旦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的葛兆光教授也来这里讲过课。

如果要说“去德国留学是为了什么”,实话实说当然是为了就业。那么去德国的哪些大学就读更容易找到工作?今天德国中文网就带大家来看看泰晤士高等教育报发布的2018年毕业生就业能力排行榜,看看有哪些德国高校上榜了吧!德国第14名德累斯顿工业大学2018年全球就业能力排名 150-200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创建于1828年,位于“欧洲硅谷”之称的德国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德国十一所“Elite-Uni-精英大学”之一,德国九所卓越理工大学联盟TU9成员之一,欧洲工业革命以来历史最悠久和最有名望的科技大学之一。德国第14名科隆大学(与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并列)科隆大学,建于公元1388年,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欧洲及世界范围内最为古老的大学之一。2012年,凭借卓越的实力,科隆大学入选十一所“德国精英大学”。同时,科隆大学也是德国顶尖大学联盟“U15大学联盟”成员之一。科隆大学的经济学和法学在德国享有极高的声望,其在理论物理学、生物学及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也拥有很强的实力。德国第13名弗莱堡大学2018年全球就业能力排名146名弗莱堡大学,全称为阿尔伯特-路德维希-弗莱堡大学(Albert-Ludwigs-Universität Freiburg),是位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弗莱堡市的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建校于1457年,是德国最为古老的大学之一。学校由11个院系组成,有着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传统。弗莱堡大学是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成员,国际学生约有16%。曾有许多西方学者在弗莱堡大学学习或任教,如马丁·海德格尔、马克思·韦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迄今学校共产生过13位莱布尼茨奖获得者以及19位诺贝尔奖得主。德国第12名柏林自由大学2018年全球就业能力排名123名柏林自由大学(德语: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中文正确语序:自由的柏林大学)创建于1948年,其前身为著名的柏林大学,位于德国首都柏林。柏林自由大学,是柏林市内规模最大公立大学。该校是德国首批赢得德国精英大学称号的大学,是欧洲大陆乃至世界著名高校之一。德国第11名曼海姆大学2018年全球就业能力排名105名曼海姆大学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在德国享有盛名,其商学院是德国境内唯一获得世界三大权威认证机构AACSB , AMBA和EQUIS认证的商学院。2017年《金融时报》全球MBA排名中,曼海姆大学商学院位列全球第54名。2018年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名位列世界第125名 ,其中经管类位列世界第20名 ,政治学社会学类专业位列世界第31名 ,心理学类位于世界第90名。德国第10名哥廷根大学2018年全球就业能力排名103名哥廷根大学名人辈出,蜚声世界。哥廷根大学不仅在20世纪中期经历了辉煌的哥廷根时代,是德国精英大学之一,也是德国重点大学联盟德国大学U15联盟的一员。同时哥廷根大学设有马克思普朗克生物物理研究所以及马克斯普朗克太阳能研究所,并与哥廷根大学长期相互合作,使哥廷根大学在生物物理领域以及能源领域长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截止至2017年,从哥廷根大学走出的诺贝尔奖获奖人数为45人,数量为德国大学第二位、世界大学第15位。德国第9名亚琛工业大学2018年全球就业能力排名100名亚琛工业大学(RWTH)成立于1870年,是德国著名理工类大学之一,也是世界顶尖理工类大学之一 ,长久以来被誉为“欧洲的麻省理工”。亚琛工业大学在2018泰晤士世界大学综合排名中位于世界第79位,工程技术领域排名世界第24位。《德国经济周刊》大学排名中,亚琛工业大学机械工程、经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位居德国第1,自然科学位居德国第2 。顶尖的教育水平让许多著名公司都在亚琛建立了分部,清华大学也与亚琛工业大学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亚琛工业大学也是11所德国精英大学之一。德国第8名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2018年全球就业能力排名85名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是公认的德国最顶尖理工科大学之一,也是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等领域享有盛誉的世界顶尖研究型大学。许多最重要的发明和创新始于KIT。历代优秀学生中,有"汽车之父"Karl Benz,和发明阴极射线管的Karl Ferdinand Braun。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是德国理工大学联盟TU9的成员,是公认的最负盛名的工程和技术专业类大学。德国第7名柏林工业大学2018年全球就业能力排名79名柏林工业大学是德国的第一所工业大学,也是世界顶尖理工大学之一。柏林工业大学科研实力雄厚,其将纯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在2016-2017泰晤士世界大学工程和科学类学科排名中,柏林工业大学位列世界第35名,其开设的许多专业排名都位于德国前三。柏林工业大学在世界上享有盛誉,该校大约20%的学生来自于国外,使其相比其他德国学校更具鲜明的国际化色彩。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此工作。其校友和教授中有10位诺贝尔奖、7位莱布尼茨奖、1位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德国第6名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2018年全球就业能力排名74名法兰福金融管理学院是德国顶尖的基金会精英大学。学校地处欧洲的金融和商贸中心 ——法兰克福市。五十余年来,这所由众多著名金融机构创办并得到它们从资金、技术、就业全方位支持的著名学府,培养了超过 10万名优秀人才。1970年学校创立了德国银行业资格认证培训,迄今为止德国银行业资格认证仍需通过法兰克福财经管理大学组织的认证考试。学校目前提供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全方位的学位教育项目,专业特长为金融学专业教育,致力于在2020年成为欧洲前五的商学院。德国第5名法兰克福大学2018年全球就业能力排名64名法兰克福大学(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以德国文学界杰出人物-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名字命名。法兰克福大学是一所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致力于跨学科研究,因其在医学和物理方面的工作,以及对经济学和工商管理的贡献而备受推崇。德国第4名柏林洪堡大学2018年全球就业能力排名51名柏林洪堡大学于1810年建立,不仅在德国,在整个欧洲都是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它在艺术和人文领域享有世界级的声誉。该大学的学术影响力惊人,先后共有29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包括1954年获得物理奖的Max Born、1902年获得文学奖的Theodor Mommsen、和1973年获得经济学奖的Wassily Leontief。该校同时也是德国11所精英大学之一。德国第3名海德堡大学2018年全球就业能力排名38名海德堡大学,建立于1386年,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海德堡大学向来为德国浪漫主义与人文主义之象征,每年吸引大批外国学生或学者前来求学或研究。大学所在的海德堡市也是一座以古堡、内卡河闻名的文化名城。十六世纪的下半叶,海德堡大学就成为欧洲科学文化的中心。当今蝉联入选“德国精英大学”,为“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科英布拉集团”、“德国顶尖大学U15大学联盟”、“欧洲大学协会”创始会员。德国第2名慕尼黑大学2018年全球就业能力排名26名慕尼黑大学是坐落于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市中心的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慕尼黑大学自19世纪以来便是德国和欧洲最具声望大学之一,也是德国精英大学和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成员,其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医学,数学等领域均在国际上享有盛名。慕尼黑大学人才辈出,名声斐然,以42名诺贝尔奖得主在全球院校诺奖排名中位列16名 。马克斯·普朗克、沃纳·海森堡,欧姆,赫兹等都曾在此求学任教。德国第1名慕尼黑工业大学2018年全球就业能力排名6名慕尼黑工业大学是德国最古老的工业大学之一。慕尼黑工业大学是国际享有盛誉的世界顶尖大学,也是“柴油机之父”狄塞尔,“制冷机之父”林德,“流体力学之父”普朗特,文豪托马斯·曼等世界著名科学家及社会名人的母校。近现代以来,慕尼黑工业大学被认为是德国大学在当今世界上的标志。在世界著名机构以及杂志的各类排名中,慕尼黑工业大学常年排名德国理工类大学榜首。

  原标题:刘康:哥廷根游学记

  跟我们的儿女年纪相差无几的小柯,多以晚辈口吻与我们叙家常。他是一对龙凤胎中的哥哥,妹妹比他小两分钟。妹妹住在家乡小镇,离父母很近,在与比利时为邻的边境城市亚琛(Aachen)旁。“妹妹比我好很多,更能干,更优秀。”小柯幸福地微笑道。妹妹中专毕业,助产士专业,在家乡小镇开一间私人助产诊所,天天接生小天使,快乐无比。“也赚很多钱,”小柯补充道,“不像我,一直不赚钱,还要靠快要退休的爸爸妈妈补贴,很内疚。” 但德国福利极好,尤其是学生,不用交一分钱学费,乘公交和区间火车免费,医疗免费,等等,有许多优渥待遇。“不过现在我当上多米尼克教授的助理,开始赚一点钱了。”小柯说到此,很天真很开心地笑了。我们也跟他一道笑得很开心。他无疑是一位青年才俊,学术前程远大。但我们更为他平和、纯真的心态高兴。

  当然还有普朗克,安眠在哥廷根墓园。创建量子力学的普朗克与创建相对论的爱因斯坦,两位科学家、思想家,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四十年前我在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读英文系,翘课去听哲学系夏基松老师的现代西方科学哲学课。头回听说普朗克、薛定谔、海森堡等,不仅改变了对自然的认识,也改变了对人类自身的认识。我作为一个文科生,从夏老师那儿明白了文科、理科相通的道理,尤其是在思考与认知上,两者不可或缺。这些思想家、科学家,跟高斯、韦伯一道,如今都长眠在哥廷根校园的公园墓地里。每天都有大学师生,欢声笑语,热烈讨论,围坐在公园草坪的墓碑旁,伴随着先贤,与他们随时随地对话。这也是让我感觉生命被拉长的另一个情境。夏基松教授今年初在杭州去世,享年九十有三。他当年的大课,人满为患。希望他地下有知,当年南大英文系的小子,几十年后会在哥廷根继续寻找他思想的足迹。

  对于哥廷根,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记得季羡林先生有《留德十年》一书,回忆他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在哥廷根大学的留学经历。季先生先读古印度梵文和吐火罗文博士,后又滞留下来做些亚洲图书资料整理工作。不过我之前从未读过他的书,这次来哥廷根后,才在网上下载了他的回忆录。小册子里面除了讲他如何刻苦,就是如何挨饿,再就是吃过什么难忘美食。这世界上大概有四五个人能懂远古时代印度的吐火罗文,季先生算一个。

  负责中文教学的古德教授家居柏林,来回穿梭。我们只在晚宴上聚过一次,聊得不多。但饭桌上跟他的简短对话,却让我印象深刻。我问:对于完全不谙中文,或仅仅学过一点中文的政治学、经济学各行的欧美学者去研究中国课题,你怎么看?我以为,他会坚持语言是基础、是底线这个汉学家们的标准答复。但他答道:能懂中文最好。但懂不懂中文,不能成为一个门槛!我听后释然。越来越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欧美学者关注中国、研究中国,他们的全球视野、专业功底,正是区域研究之分支的中国研究最为需要的。各种排他性的门槛、墙壁,但愿不要成为我们的障碍。

  我每天绕着林荫蓊郁的古城墙散步一圈。不到一小时,就转到了东亚系和东亚研究所。

  施耐德依然叹气。哥廷根没有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更缺少研究古代中国的专家。“因为缺钱”,他说得直截了当。又接着说,德国现在大概有四万个文科教授,研究中国的不到一百人。德国起码要有两千个教授来研究中国。即便如此,也才占文科教授的百分之五,对中国这样重要的国家,依然不够!这才是他的宏伟愿景。祝他好运!

  “那么,你们为什么还叫汉学?”我不等他回答便道出自己的疑惑, 因为在美国大学里“汉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与“中国研究”(现代中国政经社会研究)不是一回事。在美国,文史哲学科内的中国古典文献研究,即“汉学”(Sinology),早已式微,只有几个常春藤私校还保留着几个席位。譬如“东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这类系科名称,在以人文保守著称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也早就被替换成“东亚语言文化研究”了。而产生于一九四九年,作为冷战时代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分支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则更偏向社会科学的政治、社会、经济与国际关系,聚焦当代中国。

  施耐德认为,新汉学或现代汉学的重点,是“关注几百年来含中国在内的全球融合的过程(global process of integration)”, 这句话他是用英文来表述的。我以为这是在进一步发扬要有专业知识和开阔的视野这一特色,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希望,汉学研究能够摈弃排他性,为他的现代汉学建构愿景画龙点睛,跟柯文的旨趣相通。其实他在哥廷根的十年建树,愿景已经成为现实。哥廷根汉学研究现有四大教授,以他为首(最近他已经担任“校领导”去了)。另有汉语言教学专家古德教授(Andreas Guder),中国现代经济与社会学专家伊顿教授(Sarah Eaton),中国近现代史与全球史专家多米尼克,涵盖了语言、历史与政治经济诸领域。

  我的老朋友多米尼克也是如此。他是德国人,却在哈佛、杜克等大学任教十多年,现在还有德国、美国两本护照。所以他常说自己也是美国人(据说德国有双重国籍的人数甚少)。多米尼克是个两米多高的大个子,走路永远如风,说话永远激情,面色永远红润。我们认识有十多年了。在哥廷根这段日子里,跟他经常见面,无所不谈。他多次把我夫妇请到家中相聚。尤其是四五月时节,德国特有的白芦笋上市,对于热爱健康食品的德国人来讲是件大事。多米尼克忙请我们去他家共享。他很重情谊,来哥廷根才两三年时间,已有不少来自杜克大学的同事朋友光顾过他家了。

  我除了上一门“中国特殊论:一个研究议程”的课,另一个目的,则是近距离了解德国的中国研究或汉学。哥廷根大学东亚系主任多米尼克·萨克森梅耶(Dominic Sachsenmaier,中文名夏多明)教授,是中国近现代史与全球史学家,也曾是我在杜克大学多年的同事好友。他本是德国人,回到德国后,风生水起,已是德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

  哥廷根大学创建于一七三七年,相比一三八六年建立的德国最古老的海德堡大学、一四〇九年的莱比锡大学、一四七二年的慕尼黑大学等,还不能进入最古老大学之列,虽说也算是老资格了。现在大学全名是“乔治-奥古斯都哥廷根大学”,其创始人乃是同时担任英国国王及汉诺威王国选帝侯的乔治-奥古斯都二世。乔治二世按照当时启蒙运动的学术独立与自由的理念,创立了这所大学。在十八至十九世纪,启蒙与自由理念引领下的哥廷根大学,是欧洲熠熠闪光的顶级大学之一。欧洲王公贵胄之间多有联姻与血缘家族关系,乔治二世同时拥有英国和汉诺威(现代德国疆域内的一度强大的封建诸侯国)元首的双重身份,在欧洲人眼中并不稀罕。但二次世界大战中,哥廷根逃脱了英美盟军的地毯式轰炸,安然无损,据说是托福于多年前的英国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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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开施耐德教授(Axel Schneider)的办公室,主人迎面走来,握住我的手,用流畅动听的中文,很真诚热情地欢迎我。他着一身浅赭色棉麻对襟唐装,光头,脸也刮得很光,乍一看,似禅宗一派游方僧人。二〇〇〇年施耐德去荷兰莱顿大学做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而此前一九九八年夏天,我在那儿做过三个月短期研究员。“失之交臂。”他笑道。话匣子就此打开。他在莱顿的学生、深圳大学外语学院的张晓红教授告诉我,那时候他满头金发,一部浓密的络腮胡,一身牛仔打扮。二〇〇九年,施耐德回德国,来到哥廷根。他身负重任,要重建几乎解体的东亚研究。不到十年光景,哥廷根大学的中国研究已成为一方重镇。

074.com,  年富力强的多米尼克非常活跃。他担任许多学术和社会职务,主持和参与着许多几百万欧元的大型研究项目。他治全球史,重心是中国,因此足迹遍全球,朋友遍天下。这也归功于他开朗豪放、热情好客的性格。他也让我好好见识了一下德国大学教授的显赫地位。在德国大学系统里,教授数量屈指可数(欧洲各国的情况大致相似)。哥廷根大学的东亚系有四大教授。德国每个教授身边,都有若干个讲师、研究助理(Wissenschaftlicher Mitarbeiter,直译是科研项目助理,译成英文的lecturer,或assistant professor,都无定论),再带几个博士后,指导几个博士生,一群硕士,等等,俨然是一个团队首领。跟美国大学的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渐进式台阶相比,更显得等级森严。当然多米尼克在美国待过多年,对他手下的团队成员,毫无架子。我过去津津有味地读歌德的“成长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但依然对脱胎于中世纪手工作坊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缺少感性认识。今天在德国教授制度那里,依稀可辨。

  “我们虽然叫东亚系,却没有日本和韩国研究,只做中国。”他解释说,一边用精致的茶具泡一壶台湾冻顶乌龙,“太太来自台湾,亲戚送的茶,很不错的。”

  第二个特点是,汉学研究要有坚实的专业基础。他说的专业(discipline),是指语言之外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领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文史哲等。学汉学,一定要对其中某个学科学有专攻,唯此方能视野开阔,不囿于汉学小圈圈。我深表赞同。就专业而论,许多人耗费了极大时间精力学习一种外语,却无暇了解某个学科的专门知识。最后做学问时,只好不求甚解地肤浅挪用其他专业的理论。我自己就是学外语出身的,对此有切身体验。尤其是汉学,其研究对象即中国本身,在现代世界中,排他性颇重。汉语又极难学,与大多数欧亚语言完全不通约。因此汉学这个很小很小的小圈子,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也具有某种排他性。

  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柯文(Paul A. Cohen),三十多年前写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英文原书名并无“中国中心观”一词: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原文副标题直译是“美国关于晚近中国的历史写作”),引起了汉学圈小小的争论(当然传到人口数量巨大的中国,这个争论也就被极度放大了)。柯文的意思是,西方中心论的“冲击—回应”的汉学范式需要修正,不妨对以“中国中心论”。学者本不该耸人听闻,故多年后,柯文也不断在修正他的说法。按中国学者雷颐(也是柯文著作的一位译者)的看法,柯文其实真正推崇的是一种跨国界的视野,“这种跨国界、跨文化研究,确实超越了‘中国中心观’”(雷颐《批判精神的内化:〈在中国发现历史〉新版序》)。

  小柯和他的同学与老师们,让我们走近哥廷根,感触这古老而青春的“创造知识之城”的脉动。

  我们也经常聊起美国的中国研究,尤其是人文领域的文史哲学科。美国人文学科今天流行的学术范式是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解构主义,尤其是指曾经被政治殖民(殖民主义)、经济殖民(新殖民主义)的非西方国家的心理与文化的殖民。目前中国研究也越来越被纳入后殖民主义、女权、解构主义的框架。如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正在被后殖民主义理论色彩强烈的“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新范式所取代,关注的是所谓“Chinese Diaspora”(中国大离散, 抄袭犹太人文化大离散概念的后殖民主义热词)。如今在美国做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言必称后殖民、解构主义。这种削足适履的话语,所幸尚未在德国和欧洲汉学界形成气候。德国的中国研究,人文与社科不同领域的交叉渗透和跨学科,不停留在表面文章上,而是实实在在地推进着,关注的也都是中国在世界中的种种现实问题。

  小柯现在研究的课题,是十七世纪在杭州活动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卫氏在杭州,一边传教一边做研究(多数耶稣会教士都是如此),专门研究满洲人与地域史。这位学者教士英年早逝,却赶上了中国历史变迁的重要关头。一六一六年他两岁,努尔哈赤在满洲建立后金。二十年后皇太极改国号“大清”,一六四四年大清入关,取代汉族的明王朝。而在杭州传教的意大利人卫匡国,敏锐地感受到了北方强劲的风暴,见证了王朝变换。他留下许多文字,成了三百多年后的德国青年小柯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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